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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坚持预防为主,深化源头治理

发表日期:2013-07-30  稿源:福贡法院  作者:迪仕妹  浏览:

  反腐倡廉,一直被认为是我党治国理政的生命线。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这反映了党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坚定决心,对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凝聚党心民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必须紧扣中央提出的“三清”反腐倡廉总体目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党的十八大精神,强抓机遇,振奋精神,咬定目标,乘势而上,为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加快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证。

  党的十八大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纵观古今,腐败都是权力运行失控、失衡所致。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经说过“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所谓绝对权力,指的是执掌权力的某些机关或领导干部手中的职权没有有效的法律、法规与监督部门进行监管,或监管流于形式,形成执掌权力的某些机关或领导干部权力私有化、关系化、特权化、商品化,为个人或小团体谋私利。腐败的实质是公有权力被滥用。因此,防范腐败除了以德倡廉、以俸养廉外,最根本的是通过加强监督、立法制约权力,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

  一、当前腐败产生的原因

  (一)思想道德变质

  当前,我国处于在社会转型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一些领导干部的道德理想发生迷失、道德观念产生错位,扭曲的价值观引起道德准则的失范、道德行为的失序。这种失序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权力的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严重。深究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行为主体的道德内约松散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所谓道德内约松散,是指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道德行为的主体摆脱了自己应遵守的各种道德规范约束的现象。市场经济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导致一些人的思想、信念发生了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迷惘,市场经济的负效应渗透到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成为诱发违纪违法行为的主要成因。某落马官员在狱中有这么一段对话:权力这东西,是令人着迷的东西,没有很好的道德、信念的支撑,入“道”后,你就会情不自禁地深深陷入那追求权力和物欲享受的狂热旋涡。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权力只能给自己带来灾难。

  (二)个人私利膨胀

  柏特里克认为,在市场转型国家,集权控制的消除、地方化(分权化)、私有化和经济的对外开放在短期内都极大地提高了腐败的可能性。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渐进主义方式,转轨必然经历双轨阶段,这一阶段的制度安排者即政府官员同时又是规则的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手中的权力很大。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领导干部经受不住诱惑,不顾原则与良知,想方设法谋取个人私利,有些领导干部公开或隐蔽地索贿、受贿,进行大规模的权钱交易;另一方面,政府改革相对滞后,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权力过大,随意性过大,在基础设施建设等一些市政工程中一些领导干部暗箱操作、违规发包、收受贿赂、中饱私囊的行为异常严重,导致群众利益受损、国有资产流失。

  (三)监管制度漏洞

  监管制度是实现防腐的保证,目前我国监管制度上的漏洞使得腐败的风险成本大大降低。如今腐败案件的查证极难,不仅正当收入、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混淆难辨,并且公款消费、集体消费、私人消费更是搀杂难分,送礼与行贿、人情与私情也难以说清,造成许多案件追究起来雷声大、雨点小,不少腐败分子可以在“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论中安然无恙,一些被人举报的官员涉及问题最终不了了之或受到的处罚很轻,这些结果增加了腐败者的侥幸心理,也使得人民群众认为反腐机关与官员相互包庇,造成对反腐工作的不信任。

  (四)分配制度原因

  一般来说,政府公务人员大都是通过较为严格的选拔程序进入工作岗位的,按其受教育的程度和基本素质应当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但目前我国公务员的正常经济收入和某些行业、某些阶层相比却处于较低水平。这种体制下必然使公权行使者感到所处的地位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当其与其他社会群体出现明显的反差时,一部分人就会在不平衡的心态下铤而走险,以公权谋取私利,走上腐败的道路。社会上所谓的“59岁现象”、“39岁现象”、“26岁现象”(注 所谓“59岁现象”,就是指那些即将退休,生怕“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在位之机捞一把的现象。现行退休年龄规定在60岁,但在正式退休前需要提前退位,或离岗退养、或当调研员,一旦与权力脱钩,便再无机会,但不管是谁的天下,只要有了钱,日子都好过。便在退休前,丢掉了党性原则,不该拿的拿了,不该要的要了,开了口,伸了手。这些人走上犯罪道路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捞起来还有些瞻前顾后,把不义之财东塞西藏,装穷不露。所谓“39岁现象”,就是指那些工作能独挡一面,或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但提拔无望的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现象。按现行干部年轻化的规定,39岁这个年龄是道“坎”,提拔上去了,以后还大有作为;提拔无望,这辈子也就可能到“站”了。既然升官无望、仕途到头,何不堤内损失堤外补捞上一把。这些人有“贼心”,只要时机成熟,就悄然出击,捞得坦然,用得舒心,较少有后顾之忧。所谓“26岁现象”,就是指那些工作没几年,年龄在30岁以内的年轻人,利用自己工作所拥有的权力谋取利益的现象。30岁以内的年轻人工作时间较短,私心杂念较少,但易受外界各种因素的诱惑,在他们虚心好学、积极上进,逐渐成为单位业务骨干或部门负责人的时候,若管理、监督的着力点偏离他们,而人固有的贪欲,就会把手里的权,面前的钱,转化成获取私利的机会。这些人的犯罪几乎不需预热,一步到位,无所顾忌,能捞多少是多少,并且穷奢极欲,拼命挥霍。) 就是典型。尽管如此,我们也决不能把我国现阶段腐败高发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改革开放。因为转型期的腐败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是和体制转换时期新旧体制并存及一些过渡性的制度安排联系在一起的。而旨在实现体制转换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则有助于消除诱发过渡性腐败的双轨体制和改变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具有重要的反腐败功能。

  二、预防腐败、源头治理

  (一)提升道德水平,牢固正确价值观

  预防腐败,要求领导干部树立正确价值观,在加强政治伦理建设时,我们要弘扬优良的德政传统,唤醒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培育廉洁自律的政治氛围。具体来说,就是要弘扬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继承我们民族、我们党的公正、廉洁、自律等观念,以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朴素等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意识,从而淡化权欲,诚心为民,廉洁公正,克己奉公,举贤任能,为戒徇私,开拓创新,善于进取。加强政治伦理建设,目的是要以德倡廉,强化公职人员的廉政、勤政意识,引导公职人员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塑造一批廉政、勤政的道德楷模,发挥榜样的影响和辐射作用,通过树立公职人员廉洁公正的道德形象来形成全社会廉洁的风气,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加强以道德建设为核心的非强制力控制的跟进,建构完整的道德监督体系,以提高权力行使者的道德自律能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政治伦理建设,就是要以德倡廉,强化政治行为主体的道德内约,使政治行为主体筑起“不想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从而抑制、预防腐败现象的滋生。

  (二)完善监管制度,给权力戴上紧箍咒

  1、改革权力运行体制

  分析权力的运行环境,我们不难发现,公共权力的实际掌握和使用者与服从权力者相对处在一个不平等的位置上:公共权力的实际控制者由于拥有强制力,因而处在强势的位置;服从权力者由于被赋予了必须保证权力得到实现,否则将受到强制力的制裁的义务,因而处于弱势的位置。而不受限制和制约的权力又存在被滥用的,盲目地、无限制地自由扩张的趋势。这样,强者欺压弱者,或者弱者合法权益受侵害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因此,必须改革权力集中的领导体制和决策体制,从制度根源上遏制党政领导干部的“一把手腐败”。

  一是突出和加强权力制约中的主动性,利用权力的分工形成权力的相互制衡,努力使每一个权力的行使者都成为监督链条上的一环,监督别人的同时自己也被监督,从而缩小权力任意蔓延的空间。

  二是依法行使职权,使权力部门的每一个公共行为都必须以明确完善的法律制度为依据,形成合理运作、良性制约的体系。

  三是确保专职监督机构的独立地位以及配套的监督手段,以保证监督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四是进一步加强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公开性,增加权力行使的透明度。

  五是加强以道德建设为核心的非强制力控制的跟进,建构完整的道德监督体系,以提高权力行使者的道德自律能力。

  2、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人事上的腐败是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开放后,用人腐败的频发领域也几经变化。近几年来招工、转干、毕业生分配中走后门、拉关系等不正之风一度盛行。随着国家劳动用人制度的改革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劳动就业逐渐实现了市场化,这类不正之风有所收敛。但是,另一方面,党政机关进人和领导干部任用中的不正之风又凸显出来。一些党政机关进人由领导说了算,这种录用体制导致进人中领导批条子、打招呼现象日益频繁,影响到党政机关的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行,对于遏制党政机关人员录用中的腐败现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封闭隐秘体制导致领导干部任用中的不正之风乃至腐败犯罪又呈现出扩散蔓延的趋势,并由最初的跑官要官很快发展为买官卖官,危害甚大。因此要改革用人制度,必须增加领导干部任用中的透明度,引入竞争机制,扩大群众发言权,并将民意测验、民主推荐与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前公示等充分结合起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这些措施的作用。

  3、完善法律、法规,减少行政制度性腐败

  目前中国的腐败大多是行政制度性腐败,主要是由政府机构发展的不成熟性和政府转型的不成熟性造成的。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审批经济,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过程中,传统的政府管理经济方式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成为滋生审批腐败的土壤,拥有行政审批权的经济管理部门成了腐败现象易发高发的部门。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积极探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官员腐败的机会。

  首先要大幅度削减政府官员的任意处置权,取消大部分项目审批权,而实行登记制、注册制和备案制;必须审批的应该实行合理分解,部门相互监督、制约,相关人员定期轮岗,减少政府手续和政府过度干预,增加信息透明度。

  其次要建立健全良好的政府财务管理制度,在所有党政机关、财政拨款事业单位及由政府授权收费或有罚没职能的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公共机构实行会计委派制度和轮换制度,并组成一个包括财务、预算、资金管理、债务管理的综合财务管理系统,按时进行专业检查,由独立审计师审计,利用纪律、审计、侦察、内部控制等手段来帮助确定和识别腐败行为。

  此外还要实行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个人追究制度,规定其不能拿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等理由来搪塞。一经发现任内有重大决策失误、重大事故、危害社会稳定的重大事件、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等欺骗上级和群众的事件,以及干部任用失察、包庇袒护隐瞒违法违纪案件和其他腐败事件,无论是离任、调任还是退休都应追究其个人的领导责任,并做出相应的党纪法纪处置。

  4、规范政府采购,增加支出透明度

  从国际经验看,任何国家在涉及重大政府工程和项目承包方面都存在着腐败现象,但是有效的反腐败举措却可以使公共工程成本大幅度下降。目前我国政府采购还主要集中在简单易行的货物采购方面,多数集中在汽车、计算机、复印机等大宗通用商品上,工程类、服务类项目较少。但是工程类、服务类项目都涉及金额巨大,工程类又是我国目前腐败最为严重的领域之一,应当成为改革的重点。因此,国家必须建立重大工程项目招标制度、工程审核制度和工程监察制度,遏制欺骗与腐败行为,使其参与者都能充分认识到,任何腐败行为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5、确保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

  反腐败机构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是反腐败工作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腐败常常是极其秘密的活动,打击腐败不仅要有强大的权力,而且要有特殊的手段。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机构如美国的联邦调查局、香港的廉政公署等都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因此我国也应当进一步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以减少其受党政部门干预的程度,同时也可以使反腐败机构更加专业化,能够保证找到腐败的有力证据,以及在第一时间防止腐败分子潜逃或将腐败收入转移。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应该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办案过程的独立性,其办案过程不受其他机构,特别是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干预;二是财政上的独立性,反腐败机构预算独立,不受政府部门在财政方面的制约;三是人事安排的独立性,反腐败机构的人事安排直属中央,不受地方人事部门的影响,这样就可以保证反腐败机构的官员在办案过程中不会被相关者利用一些借口调离,也保证了这些官员不会在人事安排方面受到打击报复,同时也有利于保护线索提供者。同时,还应尽快制定《反贪污法》,并确定反贪污的法律框架,为各级反贪部门从事独立的反贪调查提供法律依据。这样不仅可以对腐败分子形成强大的威慑,还可以起到保障国家安全的作用。

  总之,应根据官场经济人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规律,对现行的经济政治体制不断创新,尽可能弥补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完善其制约功能,使公职人员面对腐败的机会能做到因国家反腐败制度的严密无隙而不能为,因有强大威慑力的事前监督和事后惩罚机制而不敢为,因国家以俸养廉、以俸养能的从政制度确保了能按其贡献的大小获得相应的收益而不必为,因其内心深处有明辨是非的道德意识而不愿为,从而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在这四个方面中,不能为是硬约束,是治本;不敢为、不必为、不愿为是治标。四者缺一不可,必须相互配合、综合运用,才会发挥有效的治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