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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都不能少

发表日期:2010-07-26  稿源:云南法院网  作者:胡鹏  浏览:

 

在高考人员中定向招收培养懂得本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法官,培训少数民族法官的师资力量,组成三个讲师团到边远县级法院开展万里大培训、集中全省法院参加司法考试人员培训、召开和表彰全省首届少数民族法官大会……,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整体提升基层法官的素质工作。

 

边疆法官:从经验型转向智慧型

 

抱着水烟筒,说着一口有着明显高原山地特色的马普,制服穿的斜斜拉拉,裤脚一只高一只低,在喝酒、聊天、拉家常中就能做到案结事了。一部颇有影响的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一个著名演员李保田扮演的乡村法官老张让人记忆深刻。让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云南边疆法官的真实形象吗?担任过中级法院院长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学院院长的罗有禄笑言:只能说有一半是,有一半不是。虽然近年来云南省高院提倡并积极推动流动法庭巡回审判要求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到乡镇、田间地头去做定纷止争的工作,在情感上要接近当事人。但是,边疆云南的法官并不都是土得掉渣,与十多年前,二十年前的法院相比,云南基层法院的人员构成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罗有禄介绍单从学历来说,1985年全省法院干警中是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仅占总人数的7.28%,法律专业毕业的仅占总人数的2.86%98个基层法院没有一名法律大专毕业干警。而现在,到2008年,全省大学本科毕业干警就占到66%,研究生占到    27%,再以最为边远的怒江州福贡法院为例,在1995年法官法实施时,大专以上学历的干警仅有三人,而现在28名干警中本科学历有21人。

过去长期在边疆第一线工作的法官可能文化不高,但审起案子却能做到胜败皆诉,大多凭的是朴实的感情,良好的道德形象和对当地社情民意的透彻了解。但现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需要法官队伍素质的整体提升。罗有禄认为:智慧型法官比经验型法官更重要。基层法官积累了许多的司法经验,这是我们塑造法律思维的优势资源和基础。但是,个性化倾向的经验没有经过系统化总结和整理并上升为法律智慧,法官再多的经验也并不当然导致司法公正。特别是上下两级法院司法经验发生碰撞或者政策请示的答复缺乏说服力时所形成的困惑和冲突,极易导致基层法官的思维障碍。为什么一个交通肇事案,经过三个法院审理三个法官的结论完全不一致,为什么现在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城市拆迁、土地承包、征地、矿产权纠纷案件,由于法律思维的不正确,法官司法经验的局限性,正是发生同一事实而不同的法官裁判,结果呈现多样性的根本原因。

从去年开始云南省高院法官学院就在探索向下走的路子,派出一个讲师团,到20个基层法院进行一个都不能少的全员培训。此举受到了基层法院的广泛欢迎。今年,法官学院组织了3个讲师团到6个州市中级法院所辖的41个基层法院进行培训,行程一万多公里,接受培训的法官及其他干警共计1782人。这次巡回培训的针对性,不是定位在对个案的是与非之间进行评价,而是要针对性的解决基层法官普遍存在的法律思维方式缺乏系统化,经验思维模式占主导地位,以及法官在不同经验碰撞面前产生困惑的问题。培训小组在有限的时间内,与基层法官共同交流梳理了有关行政、民事、刑事、刑事附带民事、执行等疑难问题近1000个,既有实体性问题,也有程序性问题,其中大量的是民事案件的法律关系识别和法律适用,如刑事案件较多的问题是法律适用和宽严相济政策的尺度把握、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赔偿范围及赔偿标准、行政案件的审查范围和裁判范围等。教师通过案例分析法,对比分析经验断案与法律思维断案的过程及效果,以及两种不同的断案方式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方面的差异,从思维方式上清理问题,从法律适用方法上解决法官的困惑,从判断方式上纠正基层法官中普遍存在的经验思维模式的不利影响,使法官能够迅速从不同的思维模式对案件的处理过程和结果中得到启发,纠正过去的偏差,使之充分认识到,统一的法律思维模式,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需要与根本,从而自觉学习和整理所积累的经验,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培养和塑造自己的法律思维能力,逐步克服经验思维的弊端,从根本上提高司法能力。

 

让培训不再成为政治待遇

 

 文志辉,是云南最边远县份之一的怒江州福贡县法院院长。在县级法院工作二十一年,从书记员、审判员、庭长、到院长,对于边疆民族地区法官的短缺,他是深有体会的:有时,一天之内同时要当好几个合议庭的审判长即使是今天,福贡县法院党组5名成员,有4名都兼着业务庭的庭长。过去边疆民族地区案件单一、凭着一些多年积累下来的老经验都可以把案子办好,现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边疆地区新类型案件逐渐增多,即使是我这个当院长的也觉得有些案子不那么好处理了,文志辉介绍说:比如我们这个地方边境线上和邻国的结婚的多,打一起官司就非常复杂,麻烦,有的却需要高超的法律思维。20085月,省高院把福贡法院作为巡回培训首批试点单位,福贡县委书记和丽川得知后,亲自批示要组织好县委、政府相关部门能参加的人都要参加。福贡县近年来,行政官司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过去,边疆民族不喜欢也不善于打官司,更别说民告官了,解放后,前五十年福贡县没有一件行政官司,而近十年,平均每年有78件,2009年上半年有4件行政官司。县人大常务副主任和玉祥说,正是通过参加了这次培训也使县政府受到了启发,联系到福贡县即将兴起建设水电站和城市扩容、打造东方大峡谷旅游品牌等,有可能引起的土地纠纷、城市拆迁等问题将增加,福贡县在3月份第一次出台了《关于行政首长出庭的意见》要求全县42个行政机关的一把手必须出庭。

 云南楚雄州元谋县是维护社会稳定先进县,今年又获得中央政法委维稳工作长安杯最高荣誉。按原定计划,省高院培训小组只有两天时间,县政法委书记主动邀请讲师团为公安、司法行政、执法监理直至村级人民调解组织人员作了《建设法治社会需要法律思维》的专题讲座。杨建军是元谋县政法委的常务副书记,在县法院工作过10年,当了三年副院长,他的体会是:元谋县是云南省的交通枢纽和特色农业大县,近年来人流量、物流量、信息量都大大增加了,离省会昆明很近,昆明治安有什么动静,出现什么变化,元谋马上就有反应,因此,无论是公安还是法院、检察院大家都需要眼光超前、法律思维超前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这次基层巡回培训的法官大多是年轻法官,在省高院,他们不仅学历层次高,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而且具有一定的审理案件的经验和较强的教学能力,在各自的审判岗位均为独当一面的行家里手。

在培训中,尽管他们作为教员,悉数相授,但同时作为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三门法官。基层法院的法官无形中也给他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沈竟舟是省高院行政庭的法官,过去办案时,他也到过案发现场,也曾到县级法院搞过调研,但是,能面对面地与基层法官倾心交流沟通还是让他感到:心灵受到了震撼论办案数量、办案难度,肯定是越接近案件,难度会越大,数量会越多,当事人工作越难做。而他们的办案条件、经费预算、工资待遇却远比不上我们。沈竟舟所在的教学组,主要是昭通一带,都是贫困地区,每走一地,每讲一课,精神都能升华一次。刑五庭副庭长杨兴与沈竟舟有着同样的感受:看到基层的法官如饥似渴的学习态度,我们真想把时间延长一些

巡回培训同样是高院充分了解基层情况并获得第一手信息的重要途径,是高效快捷的调研方式。省高院行政庭一直关注着因城市拆迁而引起的行政官司。这次在与基层法官的沟通交流中,沈竟舟在水富县,遇到了自己都难以回答的案件:同样是征地,与水富县一江之隔的四川省,征地标准很高,赔偿很及时,而云南却明显偏低。如何解决此类辣手而又紧迫的现实问题,沈竟舟觉得自己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而省高院行政庭已将此问题纳入议事日程。在基层法院,刑事自诉案子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省高院法官的眼里,这是简单的案子,但是这次他们发现自己的刑事理念需要纠正,因为在云南一些边远落后的地方,老百姓只知道告状,而又缺乏证据意识,如何判得双方服气,小案子有时需要大智慧,长期从事培训工作的法官学院郭莉法官深深佩服基层法院法官独特的办案能力和耐心细致的调解功夫。在今年四月,在福贡架科底乡唯能村。因为儿子死去,婆媳关系紧张,婆婆、媳妇都是傈僳族,双方家族为土地问题各自组织二三十人,准备依靠武力解决问题。民庭庭长邓兴本人是傈僳族,他赶赴现场,按照民族习俗当即让双方最具威望的长者选出品行端正的4人为代表,其他人等各退200米,进行谈判沟通,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5点,双方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在邓兴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从2003年到2009年,福贡县没有一件强制执行案子,执行率高达96%,连续三年无上访案件。郭莉认为是值得我们这些省城来的法官好好学习、借鉴

罗有录介绍:过去培训,往往是院领导、庭长机会较多,而普通的一线法官很难有机会,无形中给人觉得参加培训相当于一种政治待遇,省高院讲师团直接下基层,就是要让每一个法官得到最及时的培训、指导,在内容、时间安排,师资力量等方面,省高院将作进一步的规划调整,进一步整合资源,作为一项长效机制坚持下去。

 

许前飞:民族地区的法官培养必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的道路

2008年,作为藏区法官,鲁茸尼码、杨玉花终于实现了云南德钦县法院自司法考试以来无人能通过的的突破。作为云南省乃至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德钦法院的工作经费从来都是捉襟见肘,十分紧张,但是院党组还是决定给这两名同志每人6000元的奖励。鲁茸尼码参加工作十年,今年是他第三次参加司法考试,他认为省高院为他们少数民族法官通过司法考试创造的条件,是他能顺利通过的重要原因。

 2008年,云南省法院系统空前重视司考,云南省高院在昆明集中了全省法院476名法官进行为期3个月的全脱产、全封闭的考前培训,迪庆、怒江两个州的法官全部免费,其他各地视当地经济发展情况也分别以4007001200元不等由省高院给予了补助,今年,结果是有280人通过,占培训人数的58.8%,这次培训省高院花费40万元,有的法院出台文件并给予优惠政策,凡通过司法考试,除报销各种费用外,还额外奖1万元。各中院、基层法院同时及时调整工作,符合司法考试的同志能走上考场,云南省法院系统通过的为591人,比去年增长了11%。这591人相当于历年来通过司考人数的三分之一。长期在云南省高院从事教育培训工作的邓兴乾认为:历史性的突破。

 长期以来,高学历、高层次法官进不来,进来了又留不住和和本地法官特别是少数民族法官难以通过司法考试这两大因素一直制约着云南法官队伍建设,类似德钦县长期无人通过司考的现象在云南绝非特例、个例,因为缺少有法官资格的审判人员,在一些边远民族地方,一个县级法院只能组织一个合议庭,这种状况严重影响案件的审判质量和效率。

 面对西部法官是否要降低门槛的争论,云南省高院许前飞院长认为:凡事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法官的职业特点,必然是要求高素质,这是发展趋势。他在调研中发现一个现象,即使是有优惠政策,未必就能让这些边疆法院的法官队伍结构、能力、素质有多大改善。相反,还可能让别有意图的人有可趁之机,比如每年招录法官时,大量的外地人、外地大学的毕业生往往把法院的名额占了,不到几年,这些人通过各种门路、方式调到其他部门和相对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这种合理流动,法院管不了,边疆民族地方的法官短缺问题仍然不能解决。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在人才培训上,许前飞提出了云南法院法官队伍要抓两头的培训思路。一方面省高院、中院要抓高精尖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基层法院就是要抓能用百姓语言、化解百姓纠纷的实战型人才的培养。云南省高院加大了与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力度,或搞远程教育,或设立研究生教学点,或把专家请进来办讲座进行学术研究,使云南省法院学历层次素质有了明显的改善,推出了一批法学研究成果。而对基层法院,则采取由云南省高院采取巡回培训方式,对边疆县的一线法官进行面对面培训,针对当前基层法院面临的具体问题进行法律思维、法律适用方法,法律礼仪方面的培训,进行具体的个案指导,让基层法官准确地理解法律原则、目的、精神。

许前飞认为:边疆民族地区法官的培训提高靠上级的政策,财力扶持是必要的,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各地立足实际,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来,有了好的思路,好的方法,自然就会有好的结果,比如云南今年的司法考试实现历史性突破,虽有投入,但花钱不多,成效却很大,一下子增加了591名有法官资格的审判人员,大部分同志在基层,基本结束了一些县法院只有一个合议庭的情况。

 现在,时值高考招生录取阶段,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全省定向招收120名少数民族学生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许前飞院长是首倡者和坚定有力的推动者。 据省高院政治部介绍:培养一批懂得民族语言,热爱本民族文化、通晓当地社情民意的少数民族法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可能在一些民族地区连庭都开不了,如何又能维护边疆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呢?

 (作者单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